本文转自：新华网
云南，一个村庄的寄养之爱
在福利院安排下，昆明王家滩村22年养育多名孤残儿童
“女孩，约五六岁，口齿不清，在盘龙区的火车站被发现……”
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一份尘封的档案里，这样记录着一名孤儿的身世。福利院给她取了一个名字——盘站华。
到福利院不久，小女孩的命运就出现转机。她在福利院老师陪伴下，来到一个小山村。刚下车，一位留着齐刘海、笑容如阳光般温暖的陌生阿姨，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对她说：“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妈妈了。”
这一幕，成为盘站华儿时记忆的起点。年6月13日，这个在火车站与家人走散的小女孩，重新有了一个家。
27岁的盘站华，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有一个两岁的儿子。“没有爸妈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她说，“我和爸妈、哥哥、妹妹都是A型血。好像冥冥之中注定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”
盘站华的“家乡”，安宁市王家滩村，是一个距离昆明城区约50公里、淳朴恬静的小山村。年以来，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试点村之一，这座仅有多人的小村庄已养育多名孤残儿童，不少村民家累计寄养孤儿达二三十个。
时光如梭。曾经年富力强的“爸爸”“妈妈”们如今已双鬓斑白，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，献给了曾遭受离散创伤的孤残儿童，为孩子们撑起了温暖的家……
“那一刻我打定主意，给这些娃娃一个家”
王家滩寄养孤残儿童，始于22年前的一个偶然。
年11月的一天，在听自己的好友、时任安宁市草铺镇党委书记张富强说，镇上有个村子山清水秀、民风淳朴，很适合开展孤残儿童寄养后，时任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党总支书记曹国正迫不及待地赶到王家滩。
刚到村里，曹国正便开门见山，询问能不能在村里试点孤残儿童寄养，负责接待的村委会原副主任、现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一头雾水。
“寄养是个什么意思？”王炳能纳闷。听完福利院干部详细介绍后他才明白，寄养就是把福利院的孩子送到农村家庭，由村民负责养育，福利院向村民支付孤儿的生活费。
“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骗子，把孩子丢下不管怎么办？”王炳能说。在得知一名孤儿一个月生活费仅元、村民劳务费只有元后，他更觉得这事干不成。
王家滩虽不算富裕，但因邻近工业园区，附近有很多工厂，当时村民打两天小工也有元。“谁会愿意干这事？”王炳能一口回绝。
但对儿童福利院来说，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收孤残儿童的村子却十分迫切。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吴发顺回忆说，那时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最多曾达七八百个，工作压力巨大。
“福利院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孩子，老师才五六个，没法做到一对一照顾。”吴发顺说，他和同事还经常要作为“家长”去学校开家长会。因为同一所学校里孩子太多，吴发顺经常在一个班里坐几分钟，又得赶紧跑去另外一个班，一天要参加十几个孩子的家长会。
“当时我才二十出头，开家长会时老师还问我，你是哥哥还是爸爸，搞得我和孩子都很尴尬。”吴发顺说，福利院的孩子大多很敏感，因为没有父母，在老师、同学面前会很自卑。
年，民政部提出，要使家庭寄养成为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化的重要途径。“随后，我们便开始寻找适合做家庭寄养的村子。”吴发顺说，家庭寄养可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对孩子来说有没有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另外，农村因为住房宽裕、劳动力充足，比城市更适合开展寄养。
第一次被拒绝后，福利院干部又接连到王家滩考察好几次，还请来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劝说王炳能。
“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，希望你们村能把这个事扛起来。”张富强说。
王炳能只好硬着头皮，答应试一试。
他在村里接连问了十几家，果不其然，村民有和他一样的顾虑。
“福利院是不是想甩包袱？”
“如果分到残疾娃娃，我们有能力照顾吗？”
实在没办法，王炳能只能找自家亲戚、村里的党员做工作。最终，只有6家人答应先去福利院看看再做决定，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、父母。
廖学仙是王家滩最早参与寄养的6位妈妈之一。当时，她46岁，儿女都已长大成家，和丈夫正好有些余力，便想着可以试试参与寄养。但她也很担心，家里本就不宽裕，福利院会不会把孩子丢下不管。
第一次到福利院，廖学仙一边参观，一边听老师讲一个个孤残儿童的身世，忍不住抹起眼泪。
在听福利院老师说每周都会来村里看孩子、给村民做培训后，廖学仙开始相信，福利院不是甩包袱，而是真心想和村民一起做好事。
“村里人都说我胆子大。”同样是第一批寄养妈妈的邓自英说，她在福利院参观时，本来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，但刚走进房间，就有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大大的眼睛望着她，一直拉着她的手不肯放，正是这一瞬间让她鼓起了勇气。
“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。”邓自英说，“那一刻我就打定主意，不管多难，也要给这些娃娃一个家。”
就这样，在年底，第一批12名孤残儿童来到了王家滩。
王炳能说，第一批孤残儿童来到村里后，寄养父母都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抚养。父母每天带着他们出去串门，逢年过节亲戚聚会时，也会带着这些孤儿一起去。
“大家发现，这些孤残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。有的娃娃还非常聪明伶俐，招人喜欢。”王炳能说，村民们打消顾虑后，报名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家庭越来越多。很快，村里又来了第二批、第三批孩子……
1个妈、21年、31个娃
4月1日，天冷了，阿瑕中午把小便解在床上。
4月9日，阿瑕早上梳头时会主动递头绳。
4月15日，阿瑕下雨会主动收被子。
5月24日，阿彬下雨会给妈妈打伞了。
……
给阿彬（化名）和阿瑕（化名）写成长日记，是54岁寄养妈妈曹丽琼每天都要做的事。两本厚厚的成长日记，记录着阿彬、阿瑕每天的成长变化，也记录了曹丽琼为孩子们付出的点点滴滴。
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三批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村民之一，她家寄养的第一个孤儿就是盘站华。村里人都习惯称呼这个说话大嗓门、性格大大咧咧的女人为“老曹”。自年以来，曹丽琼家已经累计收养了31个孤残儿童，是全村寄养孤残儿童最多的家庭之一。
“身体健康、年龄较小的孩子，一般养几个月就有好心人收养接走了。”曹丽琼说，像阿彬和阿瑕，因为天生残疾，已经跟她一起生活了多年。
19岁的阿彬天生有智力障碍，他6岁来到曹丽琼家时，连衣服都不会穿，晚上睡觉还经常尿床；14岁的女孩阿瑕智力、视力都有障碍，能听见一点声音，但从小不会说话。
为了培养阿彬的生活自理能力，曹丽琼每天夜里都要定点把他喊醒上厕所，坚持两三年后，阿彬才慢慢不尿床了。“穿衣服也学了四五年，现在他已经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。”曹丽琼说。
照顾像阿彬、阿瑕这样的残疾儿童，曹丽琼要付出更多心血，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意外。
年的一天，14岁的阿彬突然走失，曹丽琼至今都觉得后怕。那天，她让阿彬去大门外给哥哥送车钥匙，仅仅几十米的距离，阿彬出去几分钟还没回来。
“我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，整个人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后跟。”曹丽琼说，她赶快发动村里人一起出去找，可从傍晚一直找到深夜一点多，全村房前屋后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当晚报警后，曹丽琼一整夜没合眼，她坐在院子里，一直呆呆地望着大门口。
“我把大门开着，就担心他回来敲门我听不见。”她说。
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半，村民们才在村后山的一湾水塘边找到阿彬。原来，他一个人在水塘边玩堆石头，玩了一整个晚上。
在山上待了一夜，阿彬冻得全身发抖。曹丽琼赶紧给他煮了一大碗红糖鸡蛋，等他吃完后，又在床上一直抱着他，才慢慢把他哄睡着。“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。”曹丽琼说。
吴发顺说，现在，王家滩寄养的孤儿大多是患有脑瘫、癫痫、唐氏综合征等重症的残疾儿童，寄养家庭的护理难度也越来越大。
为了更好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，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会定期培训寄养父母，教他们如何给孩子做营养餐、日常护理、做康复操等，还投资几十万元把原来的村小学改造成康复中心，寄养父母每天都要定点带孩子来做运动。
39岁的李春美是王家滩最年轻的寄养妈妈。她的父母年开始做寄养工作，受父母影响，很喜欢孩子的李春美在结婚后，便辞去酒店前台工作，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照顾寄养儿童。至今，李春美和父母家已经合计寄养了超过50个孤残儿童。
李春美家目前寄养着两个女孩，17岁的女儿小敏（化名）患有唐氏综合征，9岁的女儿小雨（化名）患有先天性脑瘫。
“没接触过脑瘫儿童的人，可能看着他们都很难接受，更别提做护理。”李春美说。
患有脑瘫的小雨，连舌头都不能动，吃饭吞咽十分困难。每次给小雨做营养餐时，李春美都要把菜剁得细细的，但即便如此，她每次至少要喂三四十分钟。“喂下去，吐出来，再喂下去，又吐出来，反复好几次，才能吃下去一勺饭。”
“有时候会觉得很累，但相处久了就觉得，这些娃娃其实很可爱。”李春美说，自己做家务时，小雨坐在轮椅上，会努力地转过头来望着她，对着她笑。
“她不会说话，一个笑容我就觉得很满足了。”李春美说。
“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？”
23岁的杨甜是曹丽琼的亲生女儿，从小她就有一个藏在心里的疑问：“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？”
曹丽琼和丈夫杨治富育有一儿一女，家里刚开始做孤残儿童寄养工作时，杨甜只有两岁。作为女儿，杨甜本该是全家人的“掌上明珠”。但从她记事起，家里就不断有福利院送来的孩子，自己也从来不是父母